中产家长育儿战：不能输在起跑线上(5)

▎“我不敢赌”

　　复仁平打算高中送凡凡出国。

　　他希望儿子能够见多识广，也认同国外的教育理念：“从小的培养并不是追求答案，是方式方法，它让你去思考。”

　　他将教育比喻为土壤：“不光是为了成才，还有对社会的认知、社交圈的形成、个性的培养……(不同的)土壤上长出不同的东西。”若等到大学，思考模式和理念已经固化，复仁平觉得太晚。现在又太早。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是全职，无法陪读。

　　作为金融从业者，复仁平将家庭海外资产配比纳入考量因素。儿子出国读书的预算是1000万元人民币，一半留作凡凡从高中到大学的学费、生活费、社交费用等，另一半用于购置房产。

　　如今他和妻子年收入合计一百多万元，凡凡离初中毕业还有8年，在他看来，这个目标不难达到，这笔投入也很值得。他形容理想中凡凡未来生活的场景：“天空是蓝的，有阳光，脸上有善良的笑容。”

　　“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产最要害的利益关切，是这一阶层构成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焦虑的来源。”作者张之琪在澎湃新闻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阶层有特有的壮志雄心与不安全感，孩子是他们完成接力式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像人类学家项飚口中的“蜂鸟”，“在社会阶梯上继续攀升的机会渺茫，又急于巩固与下一阶层的边界，导致他们始终挣扎在一个‘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振动或者奋斗本身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满足。”(见张之琪：《小别离》引出中产教育焦虑：挣扎在“悬浮”状态的中产，澎湃新闻，2016年9月)

　　“危机感”，是复仁平对自己状态的描述，也是筹划下一代未来时的情绪底色：“一个是空气、水、环境带来的;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还有对国家规则的危机感，政策变化非常大，包括房产、教育资源、学区房……以后会不会变，会变成怎么样，不是你能预测的。”

　　如果可能，他希望孩子出国读书，而后移民。这与王华军和王艾的计划如出一辙。

　　但眼下，复仁平焦虑的还是“小升初”。儿子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妻子已经开始考虑民办小升初的升学率是多少，公办小学的升学率是多少，当中的百分比差额能够如何弥补。复仁平说，凡凡过几年估计会更辛苦。

　　他说：“孩子你当然希望他快乐，但是你敢给他快乐的童年吗?不敢啊。给我一个别人的孩子我能这么培养，但自己的孩子，我不敢赌。我追求的是他走上那99%正常人的道路。还有1%(的人)要么沉沦，要么爆发，但你不敢赌这1%。”

　　王华军也说：“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正常人。”他给伊伊18岁前的教育投入预算是至少三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