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岛”难解弃婴之殇

        3月16日，在运行48天之后，广州市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的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 结。据了解，从今年1月28日启动“婴儿安全岛”以来，广州市福利院已接收弃婴262名（已有23名重症患儿离世），百分百是中重度病残。弃婴人数在短期 内急剧增加，带来了医护人员短缺以及医护管理、疾病控制方面的诸多问题，使得福利院处于一种超负荷运作状态。

　　当初，“婴儿安全岛”最 先在石家庄甫一面世，就被广泛质疑，反对者认为，这是在变相鼓励遗弃残疾孩子的行为，光听这名称——“婴儿安全岛”，就有误导之嫌，既然是“婴儿安全 岛”，婴儿来了这里还不安全吗？家长养不起残疾儿，国家还养不起吗？“婴儿安全岛”在广州仅运行月余就匆忙关停，似乎也印证了不适应中国国情的观点。

　　以生命至上、为弃婴撑起更好的保护伞为创办初衷的“婴儿安全岛”，究竟何去何从？其他城市的“婴儿安全岛”是否会重蹈广州覆辙？让不少人忧心。

　 　广州“婴儿安全岛”的境遇让我们认识到，我国保障婴儿权利的安全网络还很不严密。家庭是保障婴儿权利的第一“安全岛”，国家是第二，社会是第三。这些防 护网都没有挡住两百多名婴儿被遗弃的命运，显然是个残酷的现实。广州“婴儿安全岛”暂停也反映出有关方面最初预估不足，如果能作出科学预估、加大财政投 入，弃婴接收能力不会轻易达到极限。“安全岛”容得了暂停完善的过程，但弃婴的生命却容不得“暂停”。“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将使更多无辜弃婴的安全和 健康没有了保障。

　　必须厘清的是，设置“安全岛”之后，弃婴现象明显增多，只不过是把被遗弃的婴儿从暗处放到了明处，从分散的状态变得 更加集中，更准确地说，是把被弃婴儿从没有生命保障的危险处境中拯救出来，给他们以活下去的希望。这便是“安全岛”的最大价值所在。“安全岛”的建立无疑 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凸显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意识。

　　广州暂停试点，真正让人思考的是，如何在托举生命的同时，从根本上减少弃婴行为？ 应该看到的是，弃婴是全社会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婴儿安全岛”就能彻底解决的。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各 地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婴儿，婴儿被遗弃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无力承受昂贵的医疗费。因此，弃婴既是家庭伦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保障 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打击恶意弃婴的不人道行为，强化家庭责任意识，积极开展优生优育科普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则更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建立健全 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构建患重大疾病、重度残疾儿童救助及其家庭扶助体系，从根本上保障婴儿安全。从更长远的范畴来考量，国家在税收制度方面也应该考虑对残 疾和大病儿童的家庭予以支持，视具体情况，对该类家庭予以某些税种（比如家庭成员个人所得税）免税或者返税。总之，只有全社会整个系统都动起来，从源头到 出口全面减压，弃婴难题才可能得到解决。

　　本报评论员 任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