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落地 女性不愿生因为求职难

　　2017年1月，距离“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已整整一年，中国希望借此改变严峻人口形势的这一重大政策，在这第一年遇到了种种改革阵痛。

　　在近日各地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二孩不出意外地蝉联了“最受关注话题”，只不过这一次，讨论热点从全面放开，变成了放开之后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生育意愿悬殊、产科床位紧缺、儿科医生紧缺、学位紧缺、教师资源紧缺、高龄产妇增多导致妊娠风险增高等。

　　2016年11月，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公开场合透露，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大致相当于2000年前后的出生人口规模，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时的预判基本吻合。来自广东省卫计委数字显示，2016年度(1月1日至12月15日)，全省新增二孩人数40.78万。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在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中，体制内家庭是重点目标群体，这个比例占到了24%。这些人群在过去严格的生育政策约束下，为了职业稳定或者前途，放弃生育二孩，如今他们对生育政策放宽的需求更强烈。

　　医生、教师、公务员，这些体制内职业人群的生育意愿增加，也给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带来了各种挑战。

　　另一方面，全国妇联的一份调查显示，还有超过一半的家庭存在“不敢生、不愿生”的现象。身体消耗、职业停滞、经济压力、家庭抚育等诸多问题，在深刻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

▎高压的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下称“广州妇幼”)拥有全广州市最大的产科，两个院区(珠江新城院区和人民中路院区)共有242张产科床位。

　　在广州，“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给这家医院带来的冲击也堪称最大。产科床位紧张、医护人员加班加点成为常态。

　　“太忙了。”刘婷(化名)是该院珠江新城院区的产科护士，而她自己本身亦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回顾2016年，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一年，她的工作日几乎要比往年多出两三个小时的加班时间。

　　据她介绍，广州妇幼2016年全年分娩量达到了2.35万人，比2015年的1.9万人增长了24%。在这当中，超过1/3的产妇是35岁以上高龄产妇。

　　在医学上，超过35岁的孕妇被称为高龄孕妇。超过这个年纪怀孕，无论是孕产妇还是胎儿，风险都明显增高。

　　增加的分娩量让本就紧缺的床位愈加紧张。“现在就算你是院长的亲戚，也得排队等床位。”刘婷感叹道，据她介绍，在2016年最忙的第四季度，产科经常有8-10个生完孩子的产妇，在排队等产后床位。“只有等前面的产妇出院了，才能入住。”她说道。

　　比起床位的紧张，高龄产妇则给医院带来了更多压力。

　　“一般来说，年轻的初产妇，如果是顺产，两天就能出院了，如果是剖宫产，没什么问题，三天也可以出院，”刘婷介绍道，“可是高龄产妇不行，到了这个年龄段的产妇，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我们得时刻留心。”

　　刘婷还记得前不久上夜班时，半夜两点多抢救的一位37岁高龄产妇。

　　“这位妈妈三十几周检查时血压偏高，一开始没见到什么严重的症状，没想到一周后送过来时已经非常严重了。经过紧急抢救几个小时，孩子总算没事，但妈妈还在病床上昏迷。”她回忆道。

　　这样的高危产妇并非孤例。刘婷透露，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这一年，广州妇幼的高危产妇比例达到15%。仅在2016年12月的一周内，她所在的产科病区就抢救了3个高危产妇。

　　据广州本地媒体报道，在广州其他三甲医院，光是大出血的孕妇，每个月都有5-10例。而全国妇幼卫生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8.3/10万，比上年同期高了30.6%。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风笑天曾利用两项大规模人口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他的结果表明，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中一半左右已超过生育高峰年龄，城市中这一比例更接近70%。

　　高龄高危产妇增加，让紧缺的医护人员压力更大。

　　例如刘婷所在的产科有医护人员200来人，其中以30-40岁年龄阶段女性为主，这部分医护人员本身也表达出了强烈的生育二孩意愿，以至于有将近两成医护人员在休产假，工作量的增加可想而知。

　　作为“单独家庭”，刘婷的两个女儿是在“全面二孩”时代到来之前生的，但她也有遗憾，“每天在医院忙得全身酸痛，回到家后几乎没时间照顾两个孩子”。

　　针对人口发展面临的医疗资源紧缺问题，国家卫计委提出，“十三五”期间将新增8.9万张产科床位，新增14万名产科护士和助产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