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面临校园暴力的孩子 该拿什么保护？

　　1月18日，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肥西一中学女生遭校园暴力，被逼下跪磕头”的爆料视频，视频中一女生跪倒在地被逼迫磕头，下跪期间遭受另外几名学生扇耳光、被脚踹等行为。据报道，涉事学生所在学校介绍说，此事因双方女学生间为“找回面子”所致。目前公安机关已认定此事非校园欺凌事件，不予立案。

　　作为一名孩子的家长，虽然自己的孩子一直被保护得很好，但看到类似的校园暴力视频时，笔者还是心痛不已、紧张不已。对于弱小、善良、无辜的孩子来说，当他们面对无法抗争的外在暴力时，内心该有多恐惧、多紧张;而未来，当我的孩子进入小学、中学后，她是否会得到足够的保护，是否会暴露于校园暴力的危险之下?我并不确定。这种紧张感不是学校承诺可以消除的，它取决于社会对此有没有总体性的制度保护。

　　这一点，可以从个案的处理和应对中看出。遗憾的是，在以往关于校园霸凌的个案处理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制度层面的反思。对于已曝光的校园霸凌事件，当地总是习惯以危机公关的思维应对：一方面，把校园霸凌事件当成是一个需要应对的危机，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方想的是如何安稳地度过这个危机，而不是彻底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把转移舆论视线当成是危机应对成功的标准，只要这次危机暂时度过了，即使问题没有解决，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同一地方被曝光的概率极低，反正下一次即便有类似事件曝光，那也是别人的事情。

　　于是，在校园霸凌事件的处理中，经常会出现舆情诉求和地方表态的反差。在公众看来，被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足够触目惊心，按照人们的生活经验，说其是校园霸凌一点也不为过，所以必须给予严厉的处罚;但是在地方看来，所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总是有过度描述之嫌，其实质不过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的打闹而已，只需加强相关教育即可。结果，不断出现的校园暴力事件持续冲击着舆论的承受力，人们对学校等应对者的失望也在同步剧增;相反，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反而没有人关注，甚至人们连什么是校园霸凌都说不清楚——请问，认定标准在哪里?视频都如此暴力了，为何还不算校园霸凌?

　　这是制度性思考缺失的必然结果。在校园霸凌的制度应对中，有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必须梳理清楚的：校园霸凌的认定和预防体系是否存在;校园霸凌的应对和处理制度是否存在;校园霸凌的惩戒和教育机制是否存在。只有这三个层面的制度都完善了，人们才可能在一个校园霸凌事件发生时，心平气和地应对——制度会对这个校园霸凌事件作出应有的纠正。而不是担心校园霸凌事件在学校各方的遮丑心理中被掩盖下去，或者在各方的不知所措中被轻易地放过。如果真是这样，社会所面临的结果，只能是校园霸凌事件的层出不穷。

　　校园霸凌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而且十分复杂。但即便如此，应对和解决校园霸凌问题的最好办法依然是完善相关的制度，并对个案进行制度性纠错。这是无法绕过的制度路径。唯有如此，一个触目惊心的事件才能成为严峻的现象，才能引起社会的真正重视，成为社会的公共议题。相反，如果在面对校园霸凌事件时，总是不把它当回事，或是总想着怎么撇清干系，那么校园霸凌现象就会一直存在并且恶化——个案的价值不过是瞬时的刺激罢了。

　　无论是围观的公众还是处理校园暴力事件的各方，在新的校园暴力事件出现、曝光后，都应该追问一句：我们的制度完善了吗，我们拿什么保护可能面临校园暴力的孩子?他们是视频中被伤害的弱小者，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相关 · 新闻

　　近日，随着“北京中关村二小”事件的持续发酵，关于如何定义“校园霸凌”?被“霸凌”后该如何处理?网络上议论争论不休。

　　“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校园霸凌家长都要求强烈处理，但在学校里和学生接触最多的老师，最该保护学生的老师却对欺凌、霸凌不以为意了。”一名广州的家长在讨论校园霸凌时呼吁，抵制校园霸凌，得让学校先重视。

　　12月22日，记者采访了多位中学班主任和中学心理咨询师。这些教师来自中国多个省市，既有上海等大都市的教师，也有欠发达地区。

　　对于“校园霸凌”，有受访教师表示无法定义，“学校从没和老师讲过什么是校园霸凌，老师该如何解决校园霸凌。无论学校还是老师，从未把‘校园霸凌’当作一件事”，而面对发生的“校园霸凌”，学校则往往是“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也有受访教师指出，如今家长过于溺爱孩子，对于“校园霸凌”一方面很担心，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孩子欺负别人，则抱着“反正我的孩子没被欺负”的心态，置之不理。

　　还有受访教师呼吁，家长们在关注“中关村二小”事件、声讨“校园霸凌”时，除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受欺负，更应该反思，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欺负过别人。

　　多名受访教师表示，更重要的是，“校园霸凌”应当引起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重视，将“校园霸凌”列入规章制度里，一旦发现，予以严惩。